（一）紀錄——也是思想者
長期以來，我們的紀實類影視傳媒教育都是在強調：紀錄片要遵守真實性的原則，要重視原生態的紀錄等等，對一部節目的好壞評介也多是出于“是否紀實”和“是否真實”。今天，當我們看到那些完全重演的紀錄片和使用動畫、舞蹈、素描創作的紀錄片的時候，我們也在思考一個問題：紀錄片是不是也是思考的藝術？紀錄人應不應該也是思想者。
我們都承認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5天完成的紀錄片，一定不如50天完成的紀錄片好看；50天完成的紀錄片一定不如150天完成的紀錄片更有深度和內涵……。那么這是什么原因呢？以前我們總是歸功于紀錄的時間長，拍攝的畫面多，所以內容就“厚實”，節目的質量就高。今天當我們看到許多不是用紀錄方式拍攝的紀錄片也獲得國際大獎的時候，我們會發現，紀錄是有思想的，紀錄也是有思考過程的。也就是說思考5天的拍攝和思考50天的拍攝是不同的，這里不僅僅是拍攝時間長短的紀錄，更有思考時間長短的區別。
法國飛帕國際電視節秘書長讓.米歇爾先生就曾經講過：“紀錄，是一種發人深省的思考，也是一種思考方式的紀錄。”他認為，“紀錄片的意義，不僅僅是將現實用畫面組合起來展現在大家面前，更重要的是要向觀眾提出自己的一種觀點，一種看法，一種對于某種問題、某個人物、某一狀態所持的看法。”現實創作中，我們對每個人物或者每個事JIAN的紀錄，都是作者對被攝者人生感悟的紀錄，都是作者對所拍內容的思考梳理。所以不僅拍攝貫穿于創作的始終，對創作的思考也會貫穿于紀錄的始終。
為什么有的紀錄片要拍3年或者5年，以至于更長的時間呢？就是因為作者始終出于一種思考的階段：沒有完成思想的表達；沒有突出某一種觀點；沒有足夠的影像支撐等等。筆者曾經拍攝過5年的紀錄片《伴》、《俄亞納西人》和4年的《蜘蛛人》等，就筆者的經驗來看，拍攝的幾年就是思考的幾年，好的作品真的是不完全是拍攝下來的，而是不斷的思考，不斷的改進，不斷的創新出來的。而這種創新，恰恰就是紀錄片編導對于某一主題應當持有的、并且與別人不同的觀點。也正是這些觀點的不同，才使你的紀錄片具有獨特的吸引力。
我們贊同紀錄也是思想者，紀錄也是一種思考方式，并不是反對“原生態紀錄”和“真實紀錄”，而是要正確地看待紀錄到的影像素材。筆者認為，前期拍攝到的畫面素材，不僅僅是創作一部紀錄片的影像素材，他更是提煉觀點、思想和主題的素材，任何一部作品的產生都要經過思考——拍攝——再思考——再拍攝；思考——剪輯（創作）——再思考——再剪輯（創作）這樣一個過程，所謂“原生態紀錄”的節目是沒有的，因為每個編導在開機的時候，在后期剪輯的時候都是有選擇的，所以我們還是要提倡多一些思考，多尋找一些創作中的差異性，不妨也做個紀錄的思想者！大膽地思考吧，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的思考者！
（二）應允許紀錄片的模糊表達
由于要更換高清攝像機，所以近日一直在整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紀錄片，結果發現有不少當時在節目中的預測和結論與今天的現實差距甚遠。比如八十年代初我拍攝了一個沈陽軍區學雷鋒標兵，片子的結尾就是“他會在學雷鋒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事實是九十年代末期，他已經因為貪污被抓起來了。還有一個戰士“養豬標兵”，五年后竟然成了當地的上千萬元的企業家……
幾十年了，我們影視界創作紀實類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總是在教育我們，創作紀錄片一定要“鮮明地表達一種思想，一個主題，一個結果”。現在回過頭來看，任何定論都是相對的，任何一種思想、一個主題、一個結果的表達都有他的局限性。
從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的發生發展都是不斷變化的，不斷變化的事物，要求我們不要把眼前的一切都看作不變的、唯一的。
因此紀錄片的創作當然也要遵循這個規律，不能總是要求下屬創作一個思想，一個主題，一個結果的作品。我們不是“先知先覺”者，世上許多事情其實是沒有答案的，我們也很難預測未來會發生什么，所以不要總是試圖給社會（別人）一個絕對的、完美的結論。
從紀錄片的個性化創作和主觀創作上看，一個思想，一個主題，一個結果的創作意識也是不妥的。我們都知道，紀錄片創作的就是“追求差異化”，故事相同，觀點不同。所以創作出來的作品的主題、觀點、結果也會不同。況且沒有哪個人能夠在不斷變化的客觀世界中，準確地預測人物、事件的終極發展變化。
從國際交流的角度來看，一個思想，一個主題，一個結果的作品也是不利于在國際市場上交流的。世界上每個國家的文化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民風民俗也不同，中國的紀錄片要想打入國外，讓外國人也能夠接受，我們就是要創作多元的主題，或者叫開放式的結尾，甚至將意識形態賦予故事形態之中，有目地地“模糊表達”。否則一些西方國家僅僅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政治語境”的不同，就會將中國的紀錄片拒之門外。
筆者建議紀錄片創作的“模糊表達”，不是不要思想，不要主題，不要結果，而是要提醒業界的朋友，當我們過多地創作“宣傳品”的時候，當我們已經習慣了“表達鮮明主題”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換一種思維方式，換一種創作方法，換一種表述理念來指導我們的紀錄片創作！
（三）DV應更多地參與行動中的紀錄
中央電視臺的新址剛剛發生火災，一名DV愛好者就開始了全程紀錄；張大媽家剛買的新居發現了幾處裂縫，兒子立刻找來一臺DV機開始了整個房間的影像紀錄；某地城管與街頭小販撕打起來，路過的人立刻用DV紀錄下來……日常生活中像這樣事情越來越多。DV已經不僅僅是旅游娛樂和學生們作業的工具了，它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們的生活周圍，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社會變革中，這就是DV的行動中的紀錄。
DV參與行動中的紀錄，較之主流媒體的參與更具有群眾性。隨著DV機的普及和人們法律觀念的提高，人們使用DV影像來揭露黑暗保護自己的自覺性更加提高，這是我國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有了群眾性的參與，官僚們做事就會考慮后果；腐敗分子就會被及時揭露；個別的黑暗面也會由于群眾的監督得以“大白天下”......據不完全統計在近幾年的公安局破獲的案件中，使用影像破案的占50以上%，其中就不乏群眾提供的DV影像。在西藏3.14和新疆7.15的事件中，正式有了人民群眾提供的大量影像證據，才使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嚴懲。
DV參與行動中的紀錄，較之主流媒體的參與更具有快捷性。我們都知道事件的發生發展是帶有“突發性”的：地震、泥石流、礦難、撞車、事故等等都會隨時發生在我們身邊。作為主流媒體的編輯記者，他們不是隨時都有攝像機在身邊的，有的即使知道了事件發生了，也要回到電視臺去提取設備。而社會上的DV愛好者他們可以隨時使用手中的DV機進行拍攝。
DV參與行動中的紀錄，較之主流媒體的參與更少了傾向性。還是以央視大火的拍攝為例，我記得在火宅發生后的不到10分鐘網上就看到圖片了，不到25分鐘就有央視大火的畫面視頻貼在網上了。試想如果是央視的記者第一個拍到了這些鏡頭，他們會迅速播發嗎？不會的。他們肯定要層層請示匯報……而民間的、行進中的DV紀錄（包括手機），就會及時地將“發生、發展以及動向”展示在國人面前。因為他們不受雇于誰，也就沒有一個“請示”的問題。他們的影像只需要展示就足夠了，而展示是作者的合法權利。
當然了，我們強調行動中的紀錄，并不是倡導所有的DV機都去進行“行進中的紀錄”，都要把紀錄的內容盡快“公布于眾”，而是要對DV的作用進行新的了解。筆者認為，過去我們的DV太安于紀錄的角色，也就是說DV好像只能是學生創作的畫筆，DV愛好者娛樂的工具；執法者監督的武器等等，這樣就大大限制了DV的使用范圍和DV的社會作用。如果我們承認紀錄片在可能的情況下可以轉變為一種社會職能，那么拍攝紀錄片的DV紀錄，就應該是“行動中的紀錄”。我希望有更多的DV參與到我們偉大的社會變革中，用我們的行動紀錄，影響社會，推動時代發展！
（四）DV不能為了播出而投降
陳先生是貴州一位DV愛好者，近日向我講述了他在某電視臺播出的一段“艱苦經歷”：
他是一名DV愛好者，原本回老家休假看看老母親。有一天他偶然隨著送侄子上學的路上，紀錄到了幾名大山里的孩子，在上學的途中看到了一只“穿山甲”，于是開始“圍捕”穿山甲，以至于耽誤了上午前2個小時上課的一段經歷。由于當時趕上了貴州的好天氣，大山也秀麗，所以畫面拍攝的非常唯美。于是作者將拍攝只有5天的畫面剪輯成了一部沒有解說詞、只有字幕的31分鐘紀錄片，寄到了電視臺。筆者看了陳先生這名DV愛好者的原始紀錄片。實際上就是一部“素材的堆徹”的節目，但是確實好看。很快電視臺就確定了“該節目能夠播出但需要修改”，邀請作者前去討論修改事宜。以后的事情就進入了這名DV愛好者“困惑”、“艱苦”、“心酸”的旅程了。
電視臺的意見主要有三條：一是穿山甲是國家2類保護動物，字幕和解說詞里面不能夠有孩子捕捉穿山甲的內容；二是上述畫面不能說孩子們是在上學的路上做的事情，要改成旅游或者夏令營的活動；三是補拍一些孩子們對保護野生動物的采訪……本來僅僅是一次回老家的客觀紀錄，由于想在電視臺播出，所以陳先生借了一個更好一些的話筒，不得不重新返回大山。以后的幾天陳先生開始召集孩子、組織活動、安排采訪，可謂費盡千辛萬苦。新節目送到電視臺后還算順利，只需要電視臺的后期編輯人員簡單修改就可以播出了，但是要找一個學生到演播室配合動物專家，談談他們所了解的“穿山甲”的生活習性和如何增強野生動物的保護意識。寨子里面沒有哪個家庭肯出錢到城市接受采訪，無奈陳先生又是自己掏腰包把自己的侄子帶過來接受了演播室的訪談。自此該節目歷時半個多月，總算播出了。
事后他拿出了前后2部完全不同片子給筆者看，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DV千萬不能夠為了播出而投降！
筆者認為，電視臺做的也無可厚非，通過這個故事和這部紀錄片可以教育更多的小朋友和學生保護野生動物。但是DV的原生態紀錄被從根本上被“扭曲”了。在這里，筆者提醒DV愛好者們，DV可以作為宣傳工具；也可以是“自娛自樂”的玩物；可以是“發泄”、“自戀”把玩；還可以是人生經歷的紀錄……既然DV的用途可以是“天馬行空”，我們就沒有必要把眼睛盯在“播出”上。有些DV的內容紀錄，根本就遠離播出，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往播出上使勁了。畢竟DV影像的功能是多用途的，如果DV影像保存的好，也許您的紀錄會在5年后，10年后會成為世界的“絕筆”！
需要DV愛好者思考的幾個問題：
1、 我們現在紀錄了什么？
2、 我們的影像能夠給后代留下了什么？
3、 體制能不能改變DV的屬性？
4、 把現實和真相告訴大家是不是紀錄的使命？
5、 DV應不應該有一點批判精神？
（五）用動畫創作紀錄片
北京時間2009年1月12日，第66屆金球獎頒獎典禮在好萊塢希爾頓酒店舉行，以色列導演阿里·福爾曼的動畫紀錄片《和巴什爾跳華爾茲》獲最佳外語片獎，作為電影紀錄片史上第一次將紀錄片和動畫片聯姻的實驗，影片不僅從形式上創新，而且在具體拍攝表現手法上，三維二維交織，美術音樂設計無不在美感中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和巴什爾跳華爾茲》完全是一部動畫紀錄片，那么導演阿里·福爾曼為什么要使用動畫來創作紀錄片呢？原來《和巴什爾跳華爾茲》表現的是1982年6月，以色列對黎巴嫩發動大規模武裝入侵，占領黎三分之一的國土，重兵圍困貝魯特后，所發生的一千多名巴勒斯坦難民遭到以色列侵略軍和黎巴嫩基督教民兵的血腥屠殺的事件。而導演阿里·福爾曼當時19歲，正是以色列的一名入侵士兵，并且親眼目睹1982年9月黎巴嫩貝魯特薩巴拉與沙提拉巴勒斯坦難民營的大屠殺。用阿里·福爾曼自己的話說，這部紀錄片是“將我自己的經歷和我所看到聽過的這些人的經歷相比較，你們在影片中看到的就是我自己”。
由于自己的侵略者身份，在紀錄片的創作上，導演阿里·福爾曼不可能在回到黎巴嫩，將自己的經歷“重演再現”，所以他想出了用動畫的形式來表現那場屠殺的真相和戰爭的慘狀。
現在是多元發展的時代，特別是數字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使任何藝術的相互融合都皆有可能。記得2004年，中國傳媒大學舉行了一次“真實論壇”，討論的題目只有一個“重演再現是不是違反了真實”，當時幾乎是“一邊倒”地認為，“重演在現”就是違反了真實性的原則，不可推廣。6年后，我們驚奇地發現“重演再現”已經普及到了縣一級的電視臺，而且使用的非常熟練。今天我們又看到了一部動畫與紀實類節目結合的紀錄片，這不得不使我們更加驚喜！因為在我們的紀錄片敘事元素里，又增加了一門藝術元素，紀錄片的創作一定會在多元融合的時代產生出更加好看的多元融合的作品。
（六）關于“缺失語境”的表述
在DV創作的選題上，業內人士通常把智障、失明等殘疾人的題材稱為“缺失語境”或者“底層人物”，我們在近幾年的國內DV大賽上，也能夠看到民間影像拍攝這類的人物片較多。其原因就是“他們是社會的底層人物，應該受到大眾的廣泛關注”。
中國現有殘疾人6000多萬，約占全國總人口 的5%，平均每5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有殘疾人。其中視力殘疾人占14.6%，聽力言語殘疾人占34.3%，智力殘疾人占19.7%，肢體殘疾人占14.6%，精SHEN殘疾人 占3.8%，多重和其他殘疾人占13%。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拍攝和關照殘疾人是我們的社會責任，通過DV影像表達我們的愛心，通過紀錄他們的故事展示全社會的關愛。但是我近期看到的一些作品，不是表現他們的鍥而不舍和自強不息，而是突出了他們生活中的“缺失”：比如有的節目將無腿人的行走在畫面上展示了30多秒；有的作品將智障人的吃飯作為節目的“調料”；還有的將幾十名“兔唇”孩子集中在一個畫面里，以表現拍攝“廣角”的功力。還有一些作品無意識地將殘疾人生活中的“臟亂差”嵌入畫面之中。
從視覺上看，殘疾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有“缺陷”的，即使有較高的拍攝水準，我們也很難拍到有較高審美價值的畫面，這就要求我們的DV愛好者和創作人員，善待現實生活中的殘疾人群體，細致構思每一個畫面，認真拍攝每一個鏡頭，盡量紀錄他們向往生活中的美，表現他們精神世界的高尚一面，讓中國的殘疾人更加陽光、時尚。
在這里筆者建議DV愛好者們是不是應該思考這樣幾個問題：
（1）民間語境不是“底層”語境，不能夠把拍攝和報道“底層人物”作為民間語境的完全載體；
（2）“底層”語境不是“缺失”語境，不要把殘疾人以及“老少邊窮”作為創作題材的主體；
（3）“缺失”語境的題材不見得都是“悲劇性”的，陽光、時尚、向上是我們這個時代創作的主流；
（4）對“底層”語境或者“缺失”語境的題材，不要創作或者紀錄成“展示”性的節目，要挖掘他們在抗爭中的“不屈”，和向往美好的未來！
（七）把DV做出自己的觀點來
中廣協會紀錄片工作委員會每年都要在全國舉行多次“異地采訪”活動。所謂異地采訪活動，就是集中30家或者20家電視媒體對同一內容的同一題材進行拍攝和采訪，然后進行講評。這種做法既可以有效地報道當地的重要新聞事JIAN和風土人情，又可以對創作隊伍進行實地培訓。幾年下來，我們發現任何題材的創造都是可以“另辟蹊徑”的，在紀錄片創作上，沒有獨家的事實，只有獨家的視角；只有觀點不同，才能夠創作出不同的作品。
比如今年，我們在江蘇東海縣組織了一次有30家媒體參加的，以《東海水晶雕刻》為主題的異地采訪活動，東海水晶公司提供的故事、人物、事件、背景都是一樣的，就連復制給各個電視臺的影像資料都是同樣的畫面、同樣的時長、同樣的采訪，可是一個月后，我們看到的是“同一題材的不同觀點的30個節目”。在這些紀錄片中，有從雕刻大王開篇的；有從培養雕刻學生起步的；有從藝術審美觀點出發看待水晶開發的；有從節省雕刻原料開始的；有從科技角度論證水晶是不適合雕刻的；還有從環境和資源保護角度干脆說水晶不能夠在開采的……。
同一個題材能夠創作出不同的作品，這說明我們的紀錄片創作應該追求“最大的差異化”，也就是用自己獨特的視角、獨特的觀點來進行創作。我們經常說“創作要有個性”，這個個性就是我們看待事物的方法不同，創作的觀點不同。只有觀點不同才能夠創作出不同的作品。
在大千世界里，每個事物都有其獨特的不同的地方，個性化創作，就是要發現這些獨特之處，即便大家都發現了這些獨到之處，也會因為觀點的不同而創作出的作品不同。我們創作紀錄片的，就是要在相同的故事和事JIAN中發掘不同的觀點，創作出不同的作品。如果都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那就不叫“創作”而叫“復制”了。
“不同的觀點”有時候產生于“逆向思維”，所謂逆向思維就是不按照常規“出牌”，這在創作領域是允許的。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多元融合的時代，也是信息“瞬息萬變”的時代，大眾的需求，人們對社會的認識，都會在事態的發展和變化中，看到不同的東西，產生不同的觀點，所以我們在創作上就應該追求“差異化”，創作出“個性化”的自己的觀點來。
紀錄片是提供給人們愉悅和欣賞的，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工具。我們過去太多的是給人們提供一種宣傳的服務，今天我們應該提供多種的服務，除了宣傳教育功能外，紀錄片還有娛樂、欣賞、批評、揭露等等功能，所以紀錄片（DV）創作也不可能總是“單一”的觀點。當然了，我們強調紀錄片要做出自己的觀點來，并不是說要“自由化”和“隨意化”創作，我們的社會道德是有“底線”的，批評什么、反對什么是要有事實根據的，我們千萬不要因為要“創作個人觀點的作品”，而忽視了時代社會政治法制的存在。
筆者認為DV的定義，可能最終也僅僅是一個影像創作群體的代名詞，被大眾所認可的一個稱呼而已，建議大家不要把時間花在什么是DV，以及DV的定義上。多想一想你的DV如何做的更加好看，你的DV能不能娛樂大眾，你的DV能不能服務于社會！中國傳媒大學張雅欣教授的觀點我比較贊同：不要動不動就給紀錄片或者DV下定義。
（文章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文章作者：冷冶夫）